肿瘤化疗的发展简史

　　现代化疗最早起源于一个偶然的发现，1943年12月2日晚德军空袭驻扎在意大利巴厘港的盟军舰船，导致芥子气外泄，最终造成2000多军民死亡。亚历山大博士在随后的尸检中发现，暴露于氮芥中的死者，其淋巴组织与骨髓的生长受到了抑制。在此基础上，药理学家古德曼与吉尔曼在动物实验中证实了氮芥可有效抑制淋巴瘤的生长，从此开启了化学药物治疗肿瘤的时代。

1948年，人们发现抗叶酸制剂可诱导人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 ALL）缓解，首次证实化疗药物在人类血液系统肿瘤中的作用；1958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赫兹博士使用甲氨蝶呤（methotrexate，MTX）成功治疗绒毛膜癌，显示除血液系统肿瘤之外，化学药物也可在实体肿瘤中发挥抗瘤作用。

1965年，霍兰医师等首次提出联合化疗（combination chemotherapy）的概念，并使用甲氨蝶呤、长春新碱（vincristine, VCR）、6-巯基嘌呤（6-mercaptopurine，6-MP）、泼尼松（prednisone）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成功获得了更长的疾病缓解时间。为联合化疗治疗肿瘤奠定了基础。

1974年，弗雷医师发现骨肉瘤患者在术后给予高剂量甲氨蝶呤治疗可降低肿瘤复发率，首次证实了术后辅助化疗（adjuvant chemotherapy）的价值。后来，人们发现术前化疗可提高乳腺癌患者手术的保乳率，随后的研究发现术前化疗在多种肿瘤治疗中具有更多的临床益处，故术前化疗被称为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紫杉醇（paditaxel）、多西他赛（docetaxel）、拓扑替康 （topotecan）、长春瑞滨（vinorelbine, VLB）、吉西他滨（gemcitabine）和奥沙利销（oxaliplatin）等一批新药的问世，丰富了化疗的选择，进一步提高了化疗的疗效。与此同时，由于5-羟色胺3（5- hydroxytryptamine 3,5-HT3）受体诘抗剂和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recomLinant human 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rhG-CSF）的广泛应用，使得化疗造成的恶心、P区吐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毒副作用得到了有效控制，提高了患者的耐受性和依从性。

从21世纪开始，由于化疗药物与分子靶向药物的联合应用，以及个体化用药，使化疗进入崭新的发展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