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节：听听医生的心声

　　世界医疗网特邀通讯员顾海鹰报道  这种时刻，我就感到自己尽到了一名医生的责任，没有辜负家属的期待，这种成就感和欣慰感，是无论多少金钱或待遇都换不来的——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麻醉科严海副主任医师的感叹。
　　医生的自豪源于患者的信任
　　我曾于2009年10月参加中国医疗队，在摩洛哥赛达特市的哈桑二世国王医院工作，在那个陌生的国度，我充分体会到了一名医生的职业自豪感。
　　我们中国医疗队到达当地，都是在摩洛哥的公立医院工作的，所服务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的贫苦百姓。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人连法语也不会讲，过来看病都要通过当地护士帮我们把阿拉伯语或柏柏尔语翻译成法语，我们才能大致问清病史。
　　中国医疗队除了免费帮当地病人看病，手术和药物也都是免费提供的，所以特别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在那里，凡是医疗队有的资源，只要是患者病情需要，都能免费使用。
　　当地病人对医生则近似膜拜，对医生的嘱咐视如圣旨，从来没有丝毫的不悦或疑虑。
　　在那里，病人看病、住院、手术都不需要任何签字，一切皆听医生安排。
　　面对患者，我们考虑仅仅是如何治疗病患。医生尽心去救治每个患者，而对于治疗的任何结果，患者及其家属都能接受。
　　这是源于医患之间的一种绝对信任，源于他们整个社会对医生的由衷尊重，源于一种完全不同于国内的行医模式。
　　在我们国内，在决定治疗方案时，一旦碰到要做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选择时，我们医生往往只能把不同治疗方案及可能结果告诉患者或家属，让他们自己做决定。
　　凭心而论，医学是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单凭医生的简短介绍就让患者或家属定夺治疗方案，其实是不妥当的。
　　但是现在病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动不动要拿出消费者应有的“充分知情权”出来维权，医生不愿、或者是不敢帮患者做任何决定。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岂不像侍者拿着菜单，介绍完毕之后请顾客按照自己口味点菜？
　　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在摩洛哥就不存在这种问题，全由医生做主。
　　有时我也在想，这就是我们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后必须付出的代价吧。

医疗队生活剪影

医疗队生活剪影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摩洛哥患者，手术需要全身麻醉，但是由于其口腔畸形，麻醉插管时需要一台纤维支气管镜引导，但我所在的公立医院却无此设备。
　　按照国内的做法，我建议患者去卡萨布兰卡等大城市，找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去做这个手术，来降低手术的风险。但是这名患者后来反复来找我，了解下来是他一则没钱去大医院，二则信赖中国医生。
　　他希望我给他做这个麻醉，最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鼻子发酸的话：严医生，你如果不帮我做这个麻醉，我只有回家等死了。你是真主派来的使者，如果麻醉失败，我是去见真主，你也是做了好事，我会邀请您作为贵宾来参加我的葬礼的。
　　后来我查了很多资料，辅以自己的临床经验，加上真主的保佑，麻醉和手术一切顺利，病人康复出院。
　　说穿了，我们和病人素昧平生，要是在国内，医生不敢也不会在治疗过程中，超越医疗常规去替病人冒险的；但是在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患者病情的需要为首要因素的。医患间因为没有无休无止的追究，有的只有绝对的信任，所以我才能、也愿意去为我的病人冒此风险，担此责任。

医疗队工作剪影

　　还有一次，一个产妇在家中分娩后大出血，送来医院时已经休克。我一边进行常规监护、供氧，一边拿晶体、胶体等补液为患者扩容，维持血压，准备输血。
　　但是血型一查，患者是RH阴性的A型血，属于稀有血型。我们所在医院的血库没有这种血，拿血要到100公里外的卡萨布兰卡去寻找血源。
　　时间就是生命，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血库的摩洛哥化验员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他手上有RH阴性的O型血，说是以前类似情况下有摩洛哥医生给异型血病人输过。O型血输给A型血，对于我而言，只在书本的理论上可行，读书的时候老师也只是说只有在战场等紧急状态下，O型血才能输给异型血患者。
　　我们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输过，遇到问题也只是向市血液中心求助，一定能送来同型血液的。
　　情况紧急，我决心冒这个风险，担这个责任，给患者输异型血！
　　一面我做好一切应对输血反应、溶血反应抢救的准备措施，一面缓缓地将O型血输入患者体内，密切观察。最终结果还不错，没有发生任何不良反应。
　　这种时刻，我就感到自己尽到了一名医生的责任，没有辜负家属的期待，这种成就感和欣慰感，是无论多少金钱或待遇都换不来的。
　　那时，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只有我们医疗队十名中国人。不管你走在哪里的街上，都会有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摩洛哥人与你友善的打招呼。我感觉到我们的认真工作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可。我们在这里做医生，每天面对这些患者们憨厚和期待的目光，我们也由衷地珍惜这份信任，打心底里愿意为这些病人尽心尽责。
　　想想在我国曾出现产妇分娩，手术是要家属签字还是医生决定的争论。这种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搞得病人们去医院小心翼翼，对医生的建议往往半信半疑；而医生们每天上班也是如履薄冰，生怕诊治过程中有任何过失被患者抓住不放。
　　诚然，患者维权意识提高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是如果医生面对一个疑神疑鬼的患者，风险稍大一些的操作或治疗都不敢做，或者术前帮家属样样谈到，弄得家属胆战心惊。这样虽说在法律上保护了患者或家属的知情权，医生也通过签字完成了法律上的程序，但是对于患者而言，往往只会得到医生最保守的治疗，而这个治疗方案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治疗方案，最后吃亏的还是患者自己。
　　在摩洛哥，在这种和谐的医患关系之下，医生才能每天在实践着希波格拉底誓言：为了病人本人的利益，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诊断和治疗的措施。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
　　当年跨入医学殿堂的神圣感又一次涌遍全身，能够为自己的职业天天自豪，这也许是我在援摩生涯中最大的收获。

　　严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

本文作者/严海
执行主编/尹学兵
值班编辑/宜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