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院士新作《中华哲学思维：再论创中国新医学》与你见面

　　世界医疗网（上海）徐成梅报道 汤钊猷院士继《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西医院士的中西医结合观》后推出的倡导“创中国新医学”的又一部新作《中华哲学思维：再论创中国新医学》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汤钊猷院士在 60 余年医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医学哲学的角度，对中国医学历史、现状、未来的探索与思考。新颖独到，思辨性强，发人深省。

　　汤钊猷院士将中华哲学思维内涵溯源概括为“不变、恒变和互变”的“三变”思维，在探讨“三变”思维在医学领域中如何应用的基础上，对传统医学是否科学、医学的发展趋势与面临的问题、中国新医学的核心指导思想、中西医结合可行路径等热点话题，运用“三变”思维给予客观分析和解答，颇具指导意义。

　　本书是汤钊猷院士继《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西医院士的中西医结合观》后推出的倡导“创中国新医学”的又一部新作，可供广大中西医从业人员、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工作者等阅读参考。

　　下面选摘《中华哲学思维：再论创中国新医学》一收的“前言”，以飨读者！

　　年届九十，还要写书，一是对从医 66 年进行反思，二是践行“两动两通，动静有度”的所谓养生经，以防老年痴呆。回顾过去，临床工作忙得不亦乐乎，学习与研究也主要是“硬件”（医学理论与技能）。到了耄耋之年，才感到医学“软件”与“硬件”宜相辅相成，不可或缺。这里所谓医学“软件”，主要就是指导医学发展的哲学思维。

　　中国“站起来”，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富起来”，邓小平理论起了关键作用，这些都是“软件”。尤其在我方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软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医学自显微镜应用以来，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进步，“硬件”呈井喷式发展，而“软件”则进展缓慢。

　　最早的医学是人文的医学，《黄帝内经》说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希波克拉底说“医生应具有优秀哲学家的品质”。随着医学向局部和微观深入，逐步远离人文，尽管人们注意到医学模式已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变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但临床上治“人的病”（修理机器）而不是治“病的人”仍屡见不鲜。

　　尽管现代医学已取得毋庸置疑的进步，尤其在传染病（多为单一病因）的控制方面，但当前诸多复杂、慢性、全身性疾病防治仍缺乏宏观的战略思路。2019 年笔者出版了《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感到要“创中国新医学”，有必要学一点中华文明精髓，学一点中医核心理念。 2019 年有两件事让笔者夜不能寐：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提示“中国崛起”已为世人公认；二是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提示中华文明和其他古文明一样久远，而且是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笔者以为是“洋为中用（硬件） + 中国思维（软件）”的结果，其核心是中国思维，而其源泉离不开中华文明精髓，尤其是中华哲学思维。于是，笔者这个肿瘤外科医生，不得不补学一点中华文明相关的论述，还不知天高地厚贸然动笔写下这本书。

　　笔者以为，“中华哲学思维”也许是“创中国新医学”的“钥匙”。中华哲学既简单又深奥。所谓简单，因其可概括为“易”“道”“阴阳”或“矛盾”，而实质就是“三变”，详细一点就是“不变、恒变、互变”。所谓深奥，因为“道”可衍生万物、主宰万物，不停在变且用之不尽。虽然简单，本书却写了 10 余万字，自然重复不少。例如笔者对中华哲学的概括仅两百字，就重复多次；应用于新冠肺炎抗疫也重复多次，因其乃全球之痛；笔者亲属患外科疾病却免除手术也列举多次，因为亲历，故真实无误；《黄帝内经》中“大毒治病，十去其六……”等引用语句重复不少，因其有助克服现代医学的“多益”思维。总之，重复乃刻意为之，旨在加深印象。

　　儿子汤特年曾经发来一段评述：

　　从 2007 年您的《医学“软件”》开始，到《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到《中国式抗癌─孙子兵法中的智慧》，再到《控癌战而非抗癌战─论〈持久战〉与癌症防控方略》和《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西医院士的中西医结合观》，可以看到您对医学的思考，是逐步博极医源以探究从西医方法到中医思维再到中华哲学思维的路径。针对目前中西医结合的困境，需要思考提出一个新的医学体系包括相应的话语体系，以包含中华哲学思维，并由此对现代医学体系进行分析并探讨融合中华哲学的可能性。可能的结论是：西方科学是“法”，而中华哲学则是“理”，法在理之下并服从于理。您看看这个思考过程是否与您著书原意相通？

　　笔者认为这确是本书的原意。

　　诚然，笔者对哲学是门外汉，所谓“中华哲学思维”，也只是个人管见，还是那句话，作为读书体会“供参而已”。

　　汤院士简介：

　　汤钊猷

　　1930年生，中国工程院院士，肿瘤外科教授，美国和日本外科学会名誉会员。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国际抗癌联盟（UICC）理事、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

　　最早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获1979年美国金牌奖和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后从事肝癌转移研究，最早建成“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2006年获第二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还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中国医学科学奖、中国工程科技奖、吴阶平医学奖和陈嘉庚生命科学奖。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白求恩奖章。

　　曾任9本国际杂志编委，主编专著10部，英文版《亚临床肝癌》被誉为肝癌的里程碑著作。发表SCI/SCI-E论文266篇（第一/通讯作者117篇）。培养的博士研究生中，有4人的博士论文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

　　执行主编/尹学兵

　　值班编辑/七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