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大师张建明把脉中医

　　近年来，随着枇杷膏、止咳糖浆等传统中药在国外的走红，蕴含中华民族几千年养生智慧的中医“国际范儿”也越来越足。今年两会期间，围绕如何加速中医药与国际接轨的话题，医药界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中医药“走出去”已为全世界所瞩目。为让更多人了解中医，充分感受民族瑰宝的魅力，世界医疗网特别采访了中医专家张建明先生。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提到张建明，就不得不说十几年前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抗击非典。2003年春，非典型肺炎肆虐全国，正当人人自危之时，张建明却以一名普通中医师的身份主动请缨参加非典患者的救治。经过请求，他的献身精神和临床实力最终得到了肯定，张建明成为了“非典”期间上海中医界唯一被市领导点名进入隔离病房参加患者救治的中医师。

　　非典让张建明成为了中医圈颇有影响的人物，但也给了他极大的触动，“进入病房的有十几个专家，中医却只有我一个。”张建明如是说。

　　受时代影响，张建明并没能初始就接受系统的中医教育，但凭着天赋和对中医与生俱来的热爱以及长期的临床实践，张建明逐渐从一方名医生成长为中医界的一枝奇葩。也是出于对中医的痴迷，让他在西医如日中天的时候在上海嘉定成立了“张建明中医工作室”，致力于中医的振兴与传承。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早年，不忍眼睁睁看着中医日趋衰落的张建明凭着满腔热血为中医振臂大呼，也才有了“非典”时期冒死请缨的壮举。如今，中医的传承和创新在各级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下，又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中医西医孰优孰劣？如何选择？似乎是个永恒的话题。从早年便对中医情有独钟的张建明，在长期临床实践后也有了新的见解，他告诉我们：“中医不仅是中国的，西医也不仅是西方的，是上天赋予全人类健康的两个天使。中医和西医应该可以携手，共同护卫人类健康。中医有‘望闻问切'四诊法，西医中CT、MRI可以看作四诊的延伸；有的乙肝患者自己没感觉，一如常人，中医也无‘证'可辨，而西医却能通过验血等手段，查出乙肝病毒。”

　　正是从这些西医发达而中医不能企及之处。张建明看出了中医的不足和自己的不够，对中医之道也有了全新感悟：中医讲“辨证”，主要是针对疾病的个性，现在，中医更要讲“辨病”，针对和把握疾病的共性。其实，中医的“证”也是有共性和规律性的，世上任何事物都是有共性的，疾病也是如此。西医讲共性，因此治病具有无可比拟的普适性。辨病侧重于病的共性，辨证侧重于人的个性，辨病是辨证的深入、概括和提升。中医治病应该全面地以辨病为主，结合辨证，这才是中医生存发展壮大以及真正能够走向世界的康庄大道。

　　张建明的主攻方向原本是呼吸系统疾病，现在，他和他的学生们已经在运用中西医融通之法治疗包括世界头号疑难病——癌症在内的各种疑难杂症了。张建明说：“除了不会接骨和接生外，我什么病都看。”在专科日益细分的今天，张建明的这一说法颇显张狂和离奇，但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古代的大多数中医不都是全科医生吗？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恶性肿瘤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一大类疾病，无论中医西医，目前都没有很好的治疗办法。很多患者往往是在接受西医治疗无果之后，最后才想到看中医，记者也就这一现象咨询了张建明。

　　“不可否认，现在西医的确是治疗癌症的主力军，虽然中医也越来越显示出独到之处，但中医传统疗法的作用还主要只能体现在调理和减少放化疗的副作用方面。”张建明说，“我一直有个观点，治疗癌症时中医要第一时间介入。癌症患者确诊后，往往首先找西医，治疗也无非是手术或放化疗。这个时候中医最好也能同步跟进，减小化疗后的毒副反应。”

　　张建明不仅主张治疗癌症中医介入要早，而且还提出：肿瘤治疗必须是终生的。因为目前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大可能把肿瘤细胞完全消灭，只要有残留的肿瘤细胞，就可以不断复制，从而存在着复发和转移的严重隐患。

　　当然，张建明讲的终生治疗也是有条件的，就是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为前提。癌症毕竟是恶性疾病，患者应该抱一种尽人事、顺天意的态度，积极治疗不放弃，但也不能过度医疗。

　　所以有些已经到癌症末期的患者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他时，张建明就主张不治疗，他说：“到了必须放弃的时候就放弃，其实也是人道的；该放弃的时候不放弃，恰恰是违背人道的。”

　　至于如何选择中医西医的问题上，张建明也给出了他的建议：“患者首先不要消极悲观，我们努力，但结果随缘。患者得了癌症，通常会找大医院。总体而言，西医主要是以共性把握为主，治疗水平都差不多。中医强调个体，更注重一对一，灵活性也更强。患者选择中医，需要跟医生充分交流沟通，综合判断是否需要接受治疗，避免被那些号称能包治癌症的“伪中医”耽误了正常治疗。”

　　韩信用兵，多多益善

　　癌症作为一种现代病，中医治疗起步较晚，相关理论基础也孱弱，目前治疗癌症的主力军还是西医。张建明治癌有一个大的原则，即“抓住重点、全面兼顾、综合治疗”，具体在治疗上以解毒为主，兼用他法。

　　在张建明看来，中医要在治本的基础上发挥应有的战斗力，其前提是必须把剂量放大，即超大剂量药物的运用。他说：“癌毒就好比老虎狮子，力量非常强劲。但现在的大多数医师都用着治法、药物与剂量几乎相同的方子，无非是30克左右的半枝莲、白花蛇舌草、龙葵、石见穿，或3-6克左右的蜈蚣、天龙等药物，再加上一些常规的扶正理气、活血软坚的药物。化疗药物都难以灭尽癌细胞，凭中药这点剂量又岂能匹敌强劲的癌细胞？就好像用打蚊子的力量去打狮子老虎，效果自然不行。”

　　张建明认为，治病就像打仗，大剂量中药的应用，能够把药效集中、放大，疗效相应提高。他所开创的“大方峻量法”第一次使得中医从原来治疗癌症时只能做后勤保障而一跃成为可以直接抗击癌症的主力部队。

　　当然，大剂量用药并非单一增加剂量那么简单，其最大奥妙在于药物的精心配伍，即利用药物属性的相生相克原理，通过解放剂量，从而把药力发挥到最大。

　　张建明说：“这就像一场与疾病的大会战，战况越复杂，参战部队就越多，药方最多的时候，能用到100多味药。”

　　大剂量中药治疗疑难病的策略绝非张建明一时心血来潮，也实实在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摸索和实践。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建明在为岳父治疗非霍奇金氏淋巴瘤的过程中，开始尝试在砒霜、马钱子、斑蝥、钩吻等剧毒中药中寻求治癌之策，甚至不惜在严格控制剂量的前提下以身试毒，结果效果都不理想，张建明为此十分苦闷。

　　直到有一天，在偶然用大剂量清热解毒主药治好了一名八岁女孩的免疫系统疾病后，张建明突然领悟到：以前很多疾病用中医治疗效果不理想，其实剂量的严重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

　　于是他把自己发明的清热解毒大剂量用药法移用到乙肝、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慢性肾病、肺部结节等许多疑难病上，都取得了优于常规用药的疗效。再用于癌症会怎么样呢？受到鼓舞的张建明信心大振，经过长期的慎重研究，他把虽兼具清热解毒与消块散结作用但实际力量都不强，几乎所有医师都必用的诸如半枝莲、白花蛇舌草、龙葵、石见穿等全部撤除，而遣以力量强劲、功效专一的药物分别担当。如解毒药就以黄芩、黄连、黄柏、山枝（皆取生品）、野菊花、紫地丁、连翘为主；消块散结则专以海藻、海带、象贝母、生蛤壳等软坚散结，再辅用柴胡、枳壳、木香、香附等理气；半夏、南星、白芥子等化痰；泽泻、车前子等利水。虚者再相应加补药，有兼症者随症治之。为避免促使和加速癌细胞的转移，张建明从不用活血类药物，这也成为他的一大治疗特色。应用于临床后，果然取得了较传统疗法提高一步的效果，曙光自此得见。

　　“大方峻量法”不仅开拓和丰富了中医治法，也为中医治疗疑难杂症提供了崭新思路和手段，其应用价值已渐为业界认识和肯定。张建明也因此得到众多媒体的采访和报道，各种出席学术交流会议的邀请纷至沓来。张建明欣慰地告诉记者：“我治疗肿瘤几十年，令我真正感到欣慰的是，中医本身它就有这个能力，我只是有所发现，把它奉献给病家。”

　　求剑焉能刻舟

　　张建明首开大剂量用药治法之先河，在早年引起了中医界的轩然大波，很多人对他的做法表示质疑，关注最多的自然是安全性问题。以细辛为例，俗语说“细辛不过钱”，但在张建明的一张方子中，细辛居然能用到200克，用量之重堪称绝无仅有。

　　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张建明表示，其实大剂量用药仍属于安全用药的范围，由于绝大多数常用中药都来自自然界而非人工合成，而且又经过了炮制、配伍及高温煎煮，患者很少出现不良反应。

　　而且在他本人看来，大剂量治癌其实和西医化疗有异曲同工之处。“现在化疗治疗癌症理论上完全可行，只要坚持治下去，癌细胞是能够被消灭的。问题就在于化疗对机体的破坏性太大，人根本承受不住。”张建明说：“反观中药则没有致命的破坏性作用，不足之处就是力量严重不足，如果能够达到或者接近化疗药物的水平，效果自然就可以明显提高。这一问题应如何解决呢？办法就是，用超乎寻常的剂量。”

　　既然超大剂量用药能够收到较好效果，为何古代医家都没有这么做呢？面对记者的疑问，张建明给我们做出了解答：

　　首先，人类体质发生了变化。

　　导致今人与古人体质出现差异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气候环境，现在的气候已经不是几千年前《黄帝内经》时代的气候，按照“天人相应”原则，治疗法则自然应有变化；二是饮食结构改变，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饮食非常普遍，导致现代人体质偏热，与物质短缺时代的古人相比有了明显差异；三是化学品的滥用，农药、抗生素、激素滥用，让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由此给人带来的体质变化更远非古人所能预见。

　　其次，中药品质改变。

　　中药材最讲究“道地”，因为土质、气候等诸多原因，只有“道地”药材的“有效成分”含量才符合临床标准。现在的中药大多已由古代的野生改为人工种植，不讲究产地、生长周期、采摘季节与时间，再加上炮制方法不道地等众多原因，药材的整体质量已明显不如古代。

　　最后，致病因素的演化。

　　除了体质、药材，疾病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从上世纪20年代弗莱明发明青霉素到现在，致病微生物已经演化了无数代，现代病毒、病菌的抗药性之强，即使张仲景和李时珍再世一定也会因变而变。如果中医治病和用药还是依照人类接触抗生素之前的体质拮抗力拟定规则和方法，其效果必定不会理想。

　　综合所述，药材质量不如以前，现代人体质又发生改变，再加上抗生素滥用造成的耐药性，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就好比疾病这个“盾“变得更坚固厚实，而治病的药也就是“矛”反而不再锐利，其结果可想而知。

　　“既然天、地、人、药、病都已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医的治法理应也必须与时俱进。因此治疗古今同样的病，现在的药量应该是大于古代的。”张建明补充说，“古代医家也不是没有提到过这方面的问题，金代大医家张元素曾说过‘古方今病，不相能也'，反映的就是时代变化了，治疗也必须有所改变的客观实际。”

　　中医走向世界任重而道远

　　既然中医西医能够融通，而西医在中国已得到普遍应用，作为民族瑰宝的中医在西方又是怎样的状况呢？面对记者的疑问，张建明回答说：“中医近年来在世界上很受欢迎，推广的主要障碍在于理论不易懂。”

　　可喜的是，欧美国家很注重科学精神，虽然中医是全新事物，但只要能收到效果，他们就会认可，甚至会向我们学习。这也是针刺能够在很多国家得到认可的原因，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终究是中医走向世界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除了理论深奥外，中医诊疗需要望、闻、问、切，也就是非当面看医生无法诊断，这也为中医普及限定了条件。好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健康APP、中医智能诊断系统、可穿戴设备等先进手段和设备纷纷涌现，为中医远程诊疗创造了极大便利。

　　张建明特别提到当下异常火爆的AI，即人工智能。他说：“中医是科学已是大多人的共识，而凡科学的自然学科一定是有规律的，而凡具有规律的是一定具有大数据基础的，而凡如此者，则必能将其人工智能化的。我对中医在这方面的前景充满着期待和坚定信念。如果哪天AI能够真正应用于中医诊疗，一定会比我们现在95%的中医水平都要高。中医必须科技化，否则，整体的消亡是迟早的事情。”

　　那么人工智能的出现，会不会对现在的中医诊疗模式产生冲击呢？针对记者的担忧，张建明讲了这样一件事：几年前，上海有一个研究团队计划在国内开发智能中医望闻问切诊疗仪器，特别找到张建明，想听听他的意见。原本他们担心张建明一心搞传统中医的传承，会反对这个计划，没想到却得到了张建明的大加赞赏。他们都很奇怪，张建明本是个十分传统的中医，怎么会对中医智能化如此感兴趣呢？

　　张建明说：“其实我对中医智能化非常乐观。因为首先会让大家更重视中医，也会对缓解老百姓看病难大有帮助。另外，中医也需要跟上时代步伐，墨守成规必死无疑。中医发展到今天本来就是不断变化、创新的结果，像自动煎药机的出现、一次性针具取代传统针刺针具、萃取工艺的应用……这些都是中医适应时代变化的结果，在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提到中医的创新，张建明还特别强调，中医其实一直是开放并与时俱进的，张仲景写《伤寒论》，说明当时以寒为主的疾病占主流。到明清时期温病学成为主流，正因为天气变热，病种出现变化，温病学派应运而生。

　　采访最后，张建明总结说：“时代在变，中医怎么能不变？环境、体质、饮食都在发生变化，中医怎么可以面对这么多变化而不变？中医能有今天，就是不断地广泛吸收各家学派和现代医学成果后发展的结果。当然，万变不离其宗，核心主旨的东西不会变，中医的核心也就是规律性、普遍性。现在大家都在研究大数据，大数据其实就是规律，因为从大数据里可以找出规律性。拿针灸来说，为什么欧美国家从开始拒绝到现在普遍接受？因为的的确确有效果。将来针灸理论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甚至针灸学的规范和标准，可能就不会来自于中国。当然中医是伟大的医学，也是全世界共同的财富，但毕竟诞生地在中国，假如让外国领先，我们会非常遗憾。”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护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些年，中医药正加速走向世界，并且已经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事实胜于雄辩，中医的未来是光明的，但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注定是不平坦的，正如张建明所说：“中医只有真正实现了科技化，现代化，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专家简介：

　　张建明，中医师。擅长治疗各类疑难杂症和肿瘤。他创立了中医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方峻量法”。1992年以上海市中医界的唯一代表而被上海市卫生局授予市“十佳”中青年医师的称号。2003年“非典”期间又成为沪上中西医界唯一被时任杨晓渡副市长代表政府亲自点名而进入“非典”隔离病房参加危重患者救治重任的医师。求诊者遍及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