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到底行不行——新疫情爆发之际的思考

　　这次疫情又似那次“非典”一样，突然地凶猛而至。对于这类急性的流行性病毒类疫病，西医也无成熟的良药可用，其实，中医对其早就有所认识，疫病预防的理念可溯至《黄帝内经》时代，至晋代已有了不少疫病的专门名称和相应治法，迨至明清，温（疫）病学说已经成熟并独立成了一门全新的临床学科。

　　我并不赞同中国古代没有出现欧洲似的疫病大流行的原因全部归功于中医的观点，但中医温疫学本身确实具备了良好的治疗能力。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上次“非典”出现之初，中医并不被重视和应用，在介入后的结果却对中医的疗效作出了充分肯定？既然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医的疗效，为什么这次又姗姗来迟？

　　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中医信任度的持续下降，是中医治疗能力的日趋减弱。那么这种现象和结果，究竟说明的是中医本身的问题，还是中医人的问题？

　　疫情出现后，国家级诊疗方案中关于中医对该病在寒热性质上的认定，在短短七天内作出了两次相反的调整。这固然不能排除面对新型疫病需要追踪研判而及时修正的负责精神，但就中医疫病的学术与临床而言，对该病寒热性质的确定应该心中有数了。而在其后出台的基于国家方案的某市中医诊疗方案中，更在此病的寒热应对上出现了错误。仅就我所得到的来自一线而且图像清晰的十余张患者舌象照片来看，竟然没有一例是邪气属于寒性者。对此的判断能力，我以为只要是初略学过舌诊者即可具备。后来各地并不参照国家级方案而相继自行推出凡是见效的许多方子的主要功能，也都以寒性之药来清热解毒为主。明明名医众多，且国家也已出台了具有权威性的诊疗方案，而某地中医药管理局却又在近日发表了向社会公开征集民间验方和技术的通知；某地更是发出了明确时间限制的紧急应用中药的通知；某省食药监管局拟将某市一家医院自行拟制的协定方（即固定方）纳入应急审批以从速上市供应……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所呈现的是面对一病众说纷纭之象。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无主见，能力弱。

　　感冒或者普通流感都是每年可见的常见病。感冒与普通流感有什么不同？前者症状轻不具有传播性，后者症状重而具有传播性。普通流感与新型流感有什么不同？前者的毒力、传播力与致命性偏弱，而后者都更强。纵然存在再多的不同，但病毒的本质特性却是不变的，中医即可据此共性再兼其个性而分别处之可也。参照中医历史，处理此类疾病理应不难，至少应是不很复杂之病。邓铁涛老先生早就说过：“中医完全可以独立地治疗‘非典’。”当然，这个中医必须是一个有水平的中医。

　　试问：现在还有多少人在感冒后，尤其是高热了会去找中医？还有多少中医会在自己感冒或者高热后开方喝中药？平时就严重缺乏处理此类病的训练，到了紧急时怎有可能应对裕如呢？由上可见，现在中医人临床水平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现在一些中医人的不行，就能说明中医学本身的不行？非也，中医很行。请看事实。

　　1956年与1957年石家庄、北京先后出现了流行性乙脑，周恩来总理点名蒲辅周老先生主诊。蒲老将二者病性分别断为暑温与湿温，相继以白虎汤与白虎加苍术汤化裁全面应对，结果一方定乾坤。2003年“非典”时，广东地区由邓老先生主诊出方，结果不仅有效而且卓越。

　　综上所述，可证三个事实：一、中医学本身不仅科学有效，而且力量强大。二、中医除了一病之治需要百人百方的辨证论治一法外，还有一病可以万人一方而通治的辨病论治一法。三、针对某病的协定方所出，必须来自具有卓识、富有经验的临床高手。

　　纵然再凶猛的疫情也终将过去，我忧心所在的是，中医不能也不应成为历史、传说或故事而成为过去。

　　
作者简介：

张建明

　　中医师。擅长治疗各类疑难杂症和肿瘤。他创立了中医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方峻量法”。1992年以上海市中医界的唯一代表而被上海市卫生局授予市“十佳”中青年医师的称号。2003年“非典”期间又成为沪上中西医界唯一被时任杨晓渡副市长代表政府亲自点名而进入“非典”隔离病房参加危重患者救治重任的医师。求诊者遍及海内外。

　　本文作者/张建明

　　执行主编/尹学兵

　　值班编辑/顾婷婷